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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界:2020年,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疫情,这也带来了新一轮的巨大变化。那么,从历史的角度来看,新的基础设施承担了什么样的历史使命,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,请回答我们。

滕泰:首先,就决策体制、决策模式和拉动内需的习惯而言,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,中国政府稳定增长的措施主要集中在投资上。无论是2003年的非典,还是2008年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,我们都通过扩大投资稳定了增长和就业,特别是2009年的投资规模为4万亿元,当时gdp只有30多万亿元,4万亿元占近10%-15%。依靠投资拉动消费的惯性很大。但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不是十年前、十五年前或十七年前。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中,投资的比重已经降低到31%,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60%。在这种情况下,如果我们继续依靠传统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,这是否符合当前增长阶段结构的特点?这是学者和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
滕泰: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比仅为31%,现阶段无法靠投资稳增长、稳就业

然而,决策模型确实有这样的惯性。从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到地方各级政府,投资带动相关预算、融资、投资或项目审批,依靠科学的流程和完整的部门设置。因此,谈到稳定增长,我们的专长是投资。但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,投资阶段已经过去。快速城市化阶段已经过去,剩下10%,现在是60%。假设中国能够达到70%的城市化率,未来十年每年新增城市化率将低于1%,那么城市化快速增长阶段的高峰期已经过去。在过去的十年里,传统的工业化几乎已经完成。一场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开始。旧的基础设施,如铁路公共机器,在中国中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已经饱和,在中国西部可能还会有空客房。现在,我们想使基础设施稳步增长,但我们不能使旧的基础设施,所以我们提出新的基础设施。但是什么是新的基础设施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来源:环球邮报中文网

标题:滕泰: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比仅为31%,现阶段无法靠投资稳增长、稳就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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