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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月3日,中央指导小组专家组成员、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力在武汉接受了人民日报新媒体的专访。
疫情防控形势下一步将如何发展?什么时候每个人都可以“摘下面具”?新型冠状病毒会正常化并成为一种慢性病吗?看看一个多月来一直在抗击疫情的老兵所说的话。
●何时可以清理新案件?
张伯丽:我们分析了疫情演变数据。目前,除湖北以外的其他地区,新病例在2月底基本“清理完毕”;
湖北省,除了武汉,估计在3月中旬基本“清除”;
武汉有望在3月底实现基本的“零结算”。
从疫情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,是这样的。然而,"零结算"并不是绝对的,偶尔会有几个新的情况。
●我什么时候可以“摘下面具”?
张伯丽:预计到4月底,除湖北外,全国其他省市基本可以摘下口罩,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。湖北省,尤其是武汉市,可能比全国晚一个月左右。然而,我不主张这么匆忙地摘下面具。即使恢复工作,恢复正常秩序,最好还是慢慢摘下面具。即使整个国家被“清除”,少聚、勤洗手、戴口罩的好习惯也应该保持一段时间。毕竟,在疫情的后半期,国外的形势仍然非常严峻,所以我们应该警惕输入性病例。
我希望人们不要太在意何时摘下口罩的问题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。
●一个多月来你在武汉做了些什么?
张伯丽:我1月27日第一次到武汉的时候,情况很严重,也很复杂:病人和非病人混在一起,很热,在观察之下,联系很紧密,很可疑。这些“四种类型的人”中有许多不是孤立的,这是非常混乱的。大医院被挤了出来,排队等了几个小时才看到疾病,确诊病例无法住在医院里。很难找到一张床...
当时,我们向中央指导小组建议,应该分层次管理,集中隔离,分别处理。同时,对确诊患者进行分类管理,轻、重疾病分开治疗,可占用学校和宾馆,有效利用有限的卫生资源。然而,在那个时候,许多病人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,因为他们没有被诊断出来,只是被孤立,感到恐慌和无助。当时,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,建议所有“四类人”都要吃中药,因为中药对普通感冒、流行性感冒和COVID-19肺炎都有一定的疗效。先吃药来稳定你的情绪。一两天后,你会有信心的。
在那之后,随着越来越多的病人被诊断出来,很难找到一张床,这不能解决收集所有账目的问题。专家建议建立一个收容所医院来治疗轻度病人。我和刘清泉教授写了一封邀请信,提议中医应该进入收容所,中医应该承担收容所医院。经中央指导小组批准,我们成立了第一个中医医疗队,来自天津、江苏、河南、湖南、陕西的209名中医专家组成了江夏方舱医院,以中医综合治疗为主。在获得经验后,几乎所有的收容所医院现在都在使用中药。
目前,工作的重点是治疗危重病人。中央指导小组已发出指示,成立中西医结合会诊小组,对武汉市的危重病人进行一对一会诊,并制定包括中医在内的一对一诊疗方案。经过几轮磋商,目前仍然有效。武汉患者的死亡人数正在逐渐减少,从一百人减少到几十人。
现在,我们正在考虑康复病人。一些出院病人,尤其是危重病人,存在康复问题。有些人出院了,但仍有症状,如咳嗽、哮喘、心悸、疲劳等。有些肺部感染有不完全的渗出和吸收,有些有免疫功能障碍。我们在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和武汉市中医院的COVID-19设立了康复门诊,专门对这些患者进行管理和治疗。在中国工程院和相关单位的支持下,我们还组织武汉协和医院和武汉中医医院共同建立了湖北省COVID-19感染者康复管理平台,这将是今后一两年的任务。
●你如何看待这场关于在这场流行病中哪种中西医学更强的争论?
张伯丽:在这场战争中,中医和西医非常和谐。特别是在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,西医是主要方法,中医是辅助方法,但有时辅助方法也起着关键作用。有很多例子。医疗队里的中医和西医不区分你我,谁有办法就能挽救病人的生命,这是我们共同的目标。
当疫情如此严重时,局外人常常争论谁强谁弱,谁优谁劣,这是无聊而无意义的。中医和西医各有优势,相辅相成。生命比天堂更伟大,拯救生命是最重要的。
●江夏收容所医院的整体治疗情况如何?
张伯丽:到目前为止,江夏收容所已经收治了500多名病人,主要是轻度疾病,占70%到80%。其中,200多名患者已经出院。100多名病人最近已经出院。
最可喜的是,没有一个住进江夏收容所的病人病情变得严重,医护人员也是零感染。
●现在受感染的医务人员的治疗情况如何?
张伯丽:一月份大部分医务人员都被感染了。当时病人高度集中,秩序混乱,医务人员满负荷高强度工作,防护材料不够。
现在,防护措施和材料保持不变,一线医务人员的工作量也减少了,因此感染病例很少。
目前,大部分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已经治愈出院,部分仍在接受治疗。我们还将为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建立一个健康管理平台,跟踪他们未来一至两年的健康状况,并通过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措施帮助他们更好地康复。我们希望为受感染的医务人员提供必要的帮助,以回报他们的努力和牺牲。
●新型冠状病毒会正常化并成为一种慢性病吗?
张伯丽:很难说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正常化。有必要继续加强流量调节的基础研究。毕竟,目前我们对它的理解是有限的。
然而,冠状病毒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永远不会就此结束。自20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,大部分时间都是温和的,但近20年来,它发生了几次变异,形成了大规模的流行病,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因此,我主张我们应该继续研究冠状病毒感染的机制,开发广谱的抗冠状病毒药物,以便跟上所有的变化。现在我们也在花时间做这件事。
●与非典相比,COVID-19治疗肺炎有什么困难?
张伯丽:与非典相比,新型冠状病毒更加狡猾、多变、不可预测。
在疾病开始的时候,它似乎不是很严重,但是在某个阶段,它会急剧地转变。新型冠状病毒比非典更具传染性,病例和死亡人数也比非典多得多。此外,患者治愈后会“反复”,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后会“恢复阳气”。危重病人的康复也比非典更复杂。
然而,我们仍然要有信心。毕竟,只有少数病人出院后“从阳气中恢复过来”。此外,对“阳气复元”患者的治疗相对容易,经过几天的基础治疗后,他们会“转阴”。康复也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。
●我们应该从这一流行病中吸取什么教训?
张伯丽:首先,要加强源头控制。为杜绝一切野生动物的市场交易,严禁食用陆生野生动物。这种流行病的教训太深刻了,所以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,我们不能像非典一样转身忘记它。
其次,现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需要修改。这种流行病暴露了一个大问题。当疫情出现时,谁来报告?给谁?目前,机制不畅,报告、审计和摊薄层层进行,这些都淡化到中央政府,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。回顾过去,去年12月底和1月初在COVID-19出现的人传人肺炎现象已变得明显。当时,有人说它是“由有限的几个人传播的”,“情况是可以控制的”,因此出现了问题,失去了预防和控制的最佳机会。
此外,基层社区的卫生能力明显不足。天气热的时候,很多人会跑到大医院。如果社区的医疗卫生设施足够强大,能够起到“阻断干预”的作用,疫情就可以在早期得到有效控制,强大的基层就应该真正落地。
此外,检测机构的集中和试剂盒的短缺严重影响了诊断和治疗。防控材料明显短缺,部署机制滞后,应急系统的响应和运行有待大幅提升。
最后,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流行后的中医药,而是要继续推动中医药的发展。在最近的中国-世卫组织疫情调查专家组中,没有中医专家,几乎没有中医参与疫情报告,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。
来源:环球邮报中文网
标题:张伯礼:到3月底,武汉新增病例有望基本“清零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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